早上，老人参送我上班，我们两个坐着家里开了十年的老爷车，噪音大的如同拖拉机，说话得用喊的，冬天车里吹冷风，夏天冷气散热。辨别北京空气指数，只需从大望桥上看看两公里外的中国大饭店，多半时间是望不到的。
我在车里用两分钟描眉画眼，老人参用两分钟抽根烟，剩下的时间开始评审北京市容。三环路边中央电视台两座新大楼，依离歪斜地正在封顶，我们说“看，那条大裤子终于要缝裤腰了。”于是，一起幻想哪天有架飞机从两条裤腿夹缝中穿过，变成“开裆裤”。我们还发现，那是条女裤。
周末开20分钟的路，在平日要开一个小时，周一早上要一个半小时，于是他痛骂：“前面那辆Honda快去死吧，一个男人开车这么肉，我要是女的早TM跟他离婚啦！”接着我抱怨：“那辆京Fxxxx一定是个穷鬼，开BMW的起这么早干吗，要我，不到午饭的点不出门！”终于蹭呀挤呀开到公司门口，老人参终于完成了“送孩子上学”的任务，扔下一句“回去路上我得买油条吃了，你自己弄杯星巴克再上楼吧。”然后各自消失。
从当日咖啡热气腾腾的的烟雾中，可以看到玻璃窗外一张张缺乏睡眠的脸，麻木苍白，脖子在早晨清冷的空气中微微前伸，肩上或挎或背着更似沉重的电脑包。
这叫人吗？可能称为“牲灵”更适合一些。
进了楼，长长的人流，沉默地排着队，缓缓地电梯口移动，辛德拉名单一样等着进犹太集中营吸毒气去。熟识的人小声打着招呼。每部电梯，装得足够摔死人的重量，上下忙碌着。我被挤得缩在中间，盯着前面那个男人的脖子，深色西服的肩胛上有细微的白点，而露出来的一小圈白衬衣领子有点发灰。。。
人们分别在不同楼层消失。每个桌前的电脑开始一盏盏点亮，手机陆续响起，而桌子上的电话几乎从不发出声响。大家都懒得查找公司的分机号码，于是MSN上敲出来的对话此起彼伏，越来越多的精神病人，一手端着杯子，一手歪在脖子上扶住手机，开始巡游四方，看到饮水机的打水，看到卫生间拐弯。
中午，办公室的女孩们开始收拾起一片空位，微波炉里端出的饭菜弥漫整个楼层。大部分员工开始拉帮结派互相约着到大楼中唯数不多的餐厅吃饭。餐厅中充沛着每天熟悉但叫不出姓名的面孔。从进口到约会桌边，有人一路点头哈腰地招呼着其他桌子上的同事，乍一看，以为这个餐厅有若干领班。
饭后，大楼前面三三两两聚集着饭后一支烟的人群，手机依然不停地响，每人的多边会谈的技巧都很高超。
下午的工作似乎舒缓了一些，有人开始撤离，去call客的，去约会的，去客户那边救急抢险的。楼层中终于有了松动，人们说话的声音也大了起来。每个小会议室都被占得满满的，于是很多人开始茶聊水侃。餐厅就没空过，这一桌那一桌，常常有人转台。
如果不能早走，就一定要加班，因为正常下班会冒着打不着车的风险。这时从电脑边抬头，看到旁边健身楼中已经有一群体力过剩的开始跑步骑车，隔着茶色的玻璃，电动玩具上了发条一样地运动，一群仿真机器猫。
出了大楼，夜色阑珊，大部分的人还在手机上，一边开车门一边嚷嚷着“我这就到了”“你们先吃吧，刚打到车”“我大约还有二十分钟”。。。人们的脸上已经不再是清晨的苍白，表情松弛而行动匆忙，开始还原了人的模样。匆匆上车，匆匆离去。
未央之夜，各大餐馆酒吧，谈笑风生。温香软玉，杯筹交错，烟雾缭绕，艳乐缥缈，暧昧的光线中许多支卷了袖子或环佩叮当的手握着高矮不同杯子碰在一起。白日的西装外套瘫软地支在椅背上静静地吸吮着油烟，黑漆漆的电脑包们毫无生色堆在墙角，象是没卖出去的一堆旧货。人们似乎刚刚醒来，兴高采烈地开始过上日子。
这就是标准的外企空气，每人每天都吸一点，不会毒死，但会上瘾。今天你吸了吗？
回到家，我跟老人参说，你现在对我要好一点，死了以后我们就不能在一起了。 他问为什么？我告诉他，我去天堂了，而他只能待在地狱里。 我告诉他地狱里很多卖彩票的，打台球的，他一点也不会寂寞的。
而且，他在那里还会看到我的老板以及我的一些客户。
老人参问我在天堂里都会遇到谁？我想可能遇到门口的花匠，我们家的小时工，还有开书店的小康。对了，还有旅途中那些背夫。 我也不寂寞，要好的朋友都在那里。
应该有老杨，他今年玩股票很有成效，可以换辆车了。从polo换成了奥托。他从此也上了天堂。
应该有阿南，由于他默默无闻的服务于女性，而至今没有收入任何费用。因为他获得了为人民服务奖。
应该有大小姐，由于她长期无私地跟其他姐妹分享家庭收入，不求任何回报，先人后己，均贫富等贵贱。
应该有咕咕，她一直致力于规劝迷途羔羊，劝说所有人辞职，减少社会污染，把就业机会让给最需要的国际友人。
咕夫也在，一般他在天堂负责开车送货，打理家具，时不时练习书法，抄个金刚经什么的。
老驴也在天堂上，我们总需要个厨子吧，就带她来了。
不需要别人了，不然太挤了。
睡吧，我说。活在天堂的人死了都下地狱，而我们活在地狱的人死后都上天堂。
